民国时期西式聚餐场面
女子入席，习以为常
排拒是近代国人对待西方饮食文化的主流，但在大城市的知识阶层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吸收西方饮食文化中的“文明”和“科学”（“营养学”）成分，以提高国人的文明程度，强壮国人的体格。
中国传统筵席讲究排场，所谓“食前方丈”，浪费十分严重。这种习气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国民民族性的反思。这些人士认为，国人过分讲究吃喝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而恰恰暴露了民族性中“丑陋”的一面，因为“中国人既然好吃，所以无论大事小事一概都是以‘吃’来解决；没有事的时候，也得藉‘吃’生出事来，这样，自己就无心做事业了。中国人既然吃好了，自己头脑一昏，倒身一睡，所以甚么事自己也就不能作了。”一些趋新人士则仿效西方宴席的形式，对传统筵席进行改革。如无锡某游美归国的女士，“习西餐，知我国宴会之肴馔过多，有妨卫生，且不清洁而糜金钱也，乃自出心裁，别创一例，以与戚友会食，试视便餐为丰，而较之普通宴会则俭。”餐桌的布置也模仿西宴，但用的是中国的食具，“食器宜整齐雅洁，案上有布覆之。每座前，杯一，箸二，碟三，匙三，巾一，凡各器，食时宜易四次。”上菜的顺序，“亦有命意”，上完一道，撤了一道，再上一道，而且注意前后道菜的搭配，如前道菜为荤菜，则下一道就为素菜，“以清口也”。散席之后，进茶进烟，也与西宴合拍。
西式饮食文化中的“文明”的饮食礼仪让国人耳目一新。《清稗类钞》对此有详细的描绘：
“席之陈设，男女主人必坐于席之两端，客坐两旁，以最近女主人之右手者为最上，最近女主人左手者次之，最近男主人左手者又次之，其在两旁之中间者更次之……及进酒，主人执杯起立（西俗先致颂词，而后主客碰杯起饮，我国颇少），客亦起执杯，相让而饮……食时，勿使餐具相触作响，勿咀嚼有声，勿剔牙。进点后，可饮咖啡，食果物，吸烟，（有妇女在席则不可。我国普通西餐之宴会，女主人之入席者百不一觏）并取席上所设之巾，揩试手指、唇、面，向主人鞠躬致谢。”
这里至少蕴涵着两个与中国传统饮食礼俗不同的信息：一是在餐桌上男女平等乃至女子地位高于男子的特征；二是“执杯起立”、“先致颂词”、“相让而饮”、“勿咀嚼有声”、“鞠躬致谢”这样一系列优雅、文明、安静的举动与中餐“爱热闹”的饮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西方宴席男女主人同时入席，而且地位要比男子高，习以为常。而中国的传统宴席，一般情况下女人是没有资格入席的，而是另辟餐桌。1878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伦敦公使馆“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消息传到国内，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国外尚且如此，如果此事发生在国内，那就不问可知了。后来，随着风气的逐渐开放，在大城市的中上层社会，女子出席宴会逐渐成为稀松平常的事。
中国虽然有“食不语”的古训，但到了后来，人们早已把这个古训抛到九霄云外了。吃饭讲究热闹，宴会时或者看戏，或者听说书、堂唱，以能博取食客的喝彩为“上档次”。即使是低等的中餐馆，也总有猜拳行令之类的活动，闹闹哄哄，人们不以为不妥。随着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这种“爱热闹”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受到一些“趋新”人士的摒弃，提出改变这种旧俗的主张。有的人则身体力行，选择优雅、安静的西餐馆而不是热闹的中餐馆作为应酬之所。如著名报人曹聚仁有一时期经常和文艺界的朋友相会于西方人开设的“文艺复兴（咖啡）馆”；汪康年、康广仁等人曾邀请郑孝胥和立德夫人、李提摩太和福开森到“二十七号洋饭馆” 共进晚餐。尽管国人对西餐的口味普遍不抱好感，但对西方的“文明”的饮食礼仪还是比较肯定和尊重的，据说“庚款”留美学生在出国前，清华大学的校长还要慎重地亲自对他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吃饭”培训。当然怎样“吃”并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主要的还是接受西餐的礼仪训练，包括吃饭时如何保持优雅和安静。
